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前，新兴技术加速融合突破、全球产业布局深入变革、高端制造受美打压加剧等因素交织，为新时期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过程中，四川作为制造业大省，亟须深刻把握本轮产业变革形势，不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ChatGPT、WEB3.0、元宇宙等新技术、新概念的持续涌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步入加速发展和跨界融合的爆发期，正在推动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体量优势，通过在制造业研发、生产、供应、销售、流通、服务等全环节的广泛应用，为信息技术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加速信息技术的迭代优化和系统创新。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有效抓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由于全球产业链重构、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上游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俄乌冲突持续深化等多重因素叠加，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居高不下。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深度连接产业链供应链的人机物等要素，通过多维数据的联动分析和交互验证，加快形成一体感知、协同决策、同步执行的产业网络。同时，有利于通过精准定位产业链薄弱环节和痛点问题，建立上下游链上企业间动态实时的交流渠道，增强面对突发疫情及各类“黑天鹅”事件的应变能力。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和难点都在制造业。对于地方发展来说，制造业强则经济强，制造业稳则经济稳。当前，各地经济发展普遍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依靠大规模投资、低成本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可以为传统制造业引入新技术、新管理、新模式，有利于激发我国庞大的内需潜力并构建与其匹配的高端供给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培育壮大分享制造、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构建经济发展新引擎，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2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大关，占GDP比重达到33.2%，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位居世界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5.5%，新能源汽车、光伏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了2G跟随、3G突破、4G同步、5G引领的跨越发展，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移动通信网络。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5亿户家庭的能力，历史性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国在用数据中心超过650万标准机架，算力总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建成26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地方共建创新中心和239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为加快推动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有136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其中近半数是制造企业。制造业重点行业骨干企业“双创”平台普及率超过85%，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实现突破，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四川作为一个具有发展快、体系全、规模大等特征的制造业大省，近年来围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多措并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两化融合发展水平年均增速居全国第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4.6%、80.9%。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启动运营，全省标识注册量、解析量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领头羊”，加快步入全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第一方阵”。

但也应看到，虽然四川在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在统一认识、技术创新、均衡发展、人才保障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困难和挑战。

新概念层出不穷，转型思想认识尚未统一。当前制造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名词频繁涌现，其中不乏潜力巨大的“黑科技”，也有炒作概念的“伪科学”。与其他领域相比，制造企业管理者相对保守，缺乏对新技术的甄别和判断能力，面对大量新概念时不易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容易导致转型失败或重复投入，降低转型动力与信心。

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数字技术基础支撑有待加强。一方面，关键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等关键产业的基础研发能力偏弱，自主可控程度不高，关键核心领域受制于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卡脖子”风险。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转化能力有待提升，制造企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大部分停留在模仿复制阶段，原始创新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不利于新型工业化的长期稳定发展。

转型基础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存在。从区域看，四川数字化以成都平原经济区为主。随着部分区域在能源、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地区间“数字鸿沟”将进一步扩大。从企业看，四川目前缺少能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产业巨头，“双跨”平台、“链主企业”、“单项冠军”、“灯塔工厂”等数量相对较少。企业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资源共享和整合能力不够。

数字人才体系有待完善，亟须政府一盘棋统筹引导。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性、复杂性工程，需要大量既懂IT又懂OT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时间长、教育成本高。作为内陆地区，四川在产业发展、研发投入、营商环境等方面，与沿海省份相比，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数字人才结构性短缺的情况比较突出。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为更好抓住本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更好发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牵引带动作用，持续实施制造强省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省、网络强省和数字四川，建议重点关注以下五个着力点：

健全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夯实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要加大基础创新力度，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一是结合“东数西算”、成渝地区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工程，协同推进算力调度中心、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重点抓好嵌入式操作系统、虚拟仿真、人机交互、工业大数据等关键技术突破，实施重点产品“一条龙”应用计划，引导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强化协同攻关。三是完善核心技术创新产业体系，高标准建设中国（绵阳）科技城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等核心载体。四是推进省工业数据安全监测平台建设，优化升级省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与态势感知平台。

不断优化产业体系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以试点示范和专项支持为抓手，积极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一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完善“综合型+专业型+特色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以标准引领企业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模式转型。二是提升优势产业竞争力，持续实施“贡嘎培优”“珠峰攀登”等产业培育计划，进一步培育壮大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能源化工、食品轻纺、医药健康等优势产业。三是加快布局先进计算、量子通信、类脑技术等未来产业新赛道，完善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持续推动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推进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以场景为牵引，构建多生态协同的数字化赋能体系。一是引导有条件的企业由“卖产品”向“卖产品+服务”转变，加快向价值链高端跃升。二是持续实施数字经济典型应用场景“十百千”工程，推动传统工业软件的云化改造和迁移，培育一批面向协同研发、分享制造、全生命周期管理等特定应用场景的工业APP。三是进一步发挥四川联合环境交易所功能，基于平台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监测，有序推进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加快打造绿色产业链。

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梯次培育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要强化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组织管理模式创新，打造更多数字化转型“样板”。一是发挥平台经济新动能作用，引导省内龙头企业牵头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跨行业跨领域平台。二是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加快培育“数字领航”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新经济示范企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壮大数字应用新业态。三是持续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运营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等载体，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针对性服务。

提升产业治理水平，完善多方共赢良好生态。要依托制造强省工作推进专班等载体，统筹汇聚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为打造全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高地提供范式指引。一是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数据开发、资源共享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探索形成具有四川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二是持续推进“新工科”建设，深入实施天府峨眉、天府青城等计划，打造多层次复合型人才队伍。三是引导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大对融合发展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创业板、科创板等政策机制，推动“科技-产业-金融”有序循环。四是引导外资更多投向高端制造领域，统筹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助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